文/吳介民傅榆事件發生,中方的反應可以預期,不必大驚小怪,但台灣一些影視圈人說「不要政治干擾」,卻讓人側目。「政治干擾」,到底誰比較政治?這句話表面解釋是「政治歸政治,藝術歸藝術」,但潛台詞是:「你的行為干擾到我的利益,就是政治干擾;我的行為干擾你的價值認同,不是政治干擾。」多少年來,依照自己的意識形態、自己的經濟、政治利益考量,來壓抑別人的政治表達,卻說別人在政治干擾,這裡頭充滿虛偽與壓迫。有多少藝人,以前在台灣,現在在中國,享受威權體制底下的特權市場保護。現在有人勇敢地對威權統治者說不,這些既得利益者便群起指稱抵抗者「政治干擾」。到底誰比較政治?傅榆的《我們的青春,在台灣》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,片中最值得珍惜的元素就是誠實與坦白。她在領獎時說出:「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,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。」絕非偶然,也不是一時心血來潮,而是深思的抉擇。這個得獎感言是個有反省力、有認同關懷的藝術工作者,選擇在一個重要的場合,以極大勇氣吐出來的話語。她完全沒有考慮自己未來的拍片機會,不怕得罪廣大的中國市場。傅榆來自一個「新移民」家庭,媽媽是印尼華僑,爸爸是馬來西亞僑生,自己「曾經藍藍的」,不是所謂鐵桿本土認同出身。她並非「生為台灣人」,而是經過長時間的疑惑與摸索才決定「成為台灣人」。她的身分告白,狠狠地戳破了「天然獨」神話。生為台灣人沒什麼了不起;決定付出代價,成為視野開闊的台灣人,而不是眼光狹隘的台灣人。見證歷史巨輪碾壓下的年輕心靈傅榆說,她處理中國與台灣之間存在的大量誤解。這是台灣年輕人少見的志氣。「在台灣國內,及台灣與中國、香港之間,懷抱不同國族認同、具有不同政治立場的年輕世代,是否能夠透過對話,來理解彼此的立場與差異,甚至共同合作?」她想在既有的刻板認同格局中,找到一條屬於年輕人的實踐道路。她原本對政治、中國、台灣歷史模模糊糊,二○一二年拍攝完成《藍綠對話實驗室》,通過紀錄片追尋自己的政治身世,尋求「和解」。更確切地說,通過差異認同交互詰問、交換視角的對話,反思自己的政治態度,觀察自己認同上的變化:從對政治的無知、疏離出發,繼而興奮好奇,隨著她的主角在街頭行動,不經意被拋入歷史時刻,而驚愕地參與了創造歷史的事件。她記錄太陽花運動其實是非意圖的結果。把這部影片定位在「太陽花」,某個角度看是窄化了視野,忽略個體生命的厚度,小看在抵抗者的後台,靈與慾的鬥爭,日常需索與宏偉敘事的爭奪。《我們的青春,在台灣》中的「我們」,指的是一位台灣學生陳為廷、一位中國學生蔡博藝和導演自己。傅榆的記錄過程,緊貼著兩位主角的生活軌跡,日常節奏隨著這兩人起伏律動,情感涉入很深。她一路跟著蔡博藝回中國,在蔡博藝家中目睹父母對她參與台灣社運、參選學生會等活動的不安與責備。她跟著陳為廷見證港台年輕世代交流的青春揮灑。跟著陳為廷到中研院上課,陳為廷翹課(因為搞運動或其他不明原因),她照樣出席聽課等候,不錯過她的主角活躍的任何一個場合。她的執著可見一斑。她跟拍陳為廷征戰社運場合的不可一世,也記錄他受傷後的萎靡困頓,蜷縮在他塞滿小熊維尼的陋室。沒有深刻的信任,這兩個人不會讓她介入這麼深,直刺內心。前後六年,兩個主角因為各自原因而傷痕累累,導演跟著負傷,這部紀錄片彷彿拍不完,也剪出不來。她要的不是一種英雄史觀,也不是英雄落難後隨政治正確起舞。太難了。他們在追求什麼?我在拍什麼?誰的故事?傅榆在片中落淚坦承瀕臨失控。如同這座島嶼上的人們,曾經在那幾年幾乎失去這個國家的自主性。她以鏡頭見證那些年在歷史巨輪碾壓下的人物精神狀態,還有自己的心理變化。透過紀錄片成為真正獨立的個體她在接近崩解邊緣的後製階段,一再重新剪接,最後決定將自己的猶疑、懵懂、喪失意義感通通揭露,攤放到前台來,直白曝曬自己的窘境,而得以解除壓力,豁然開朗。這是一部個人政治宣言,也是年輕導演針對自己的深刻心理分析。透過這部紀錄片的完成,導演和她的主角才終於「分離」,而成為「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」。(本文作者為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) 更多新新聞文章 習近平鎖定網路新媒體,反獨促統要讓台灣內亂 中國居住證效應恐影響台灣國際地位,政府該如何管制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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